基層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
【背景鏈接】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
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全黨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必須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進行，科學謀劃、精心組織，遠近結合、整體推進。
“九層之臺;始于壘土”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底層微觀設計，基層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人民安居樂業的前提和保障。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錘”、 “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顆頭”- -基層干部的眾多吐槽，反映了基層治理面臨任務繁多、人力有限、責任剛性的問題。于是，“被動式”應對、“應激式”突擊成為常態，基層干部缺少應有的時間、精力和激情投入到地方善治、創新發展中。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關鍵是要把全會精神與基層治理緊密結合起來。
【厚職解析】
【權威論述】
要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把資源、服務、管理放到基層，把基層治理同基層黨建結合起來。——習近平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核心是人”“把加強基層黨的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作為貫穿社會治理和基層建設的一條紅線。——習近平
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習近平
社會治理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必須把社會治理的重心落到城鄉基層。——習近平
基層是一切工作的落腳點，社會治理的重心必須落實到城鄉、社區。——習近平
推進鄉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現代化、讓農村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不斷滿足廣大農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習近平
【問題】
一是重管理輕治理。當前一些政府部門的管控意識仍然根深蒂固，既對社會的行動主體不夠明晰，也對發揮社會主體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認識不足。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現象嚴重。“社會”仍處在不對等的地位，哪些是政府該做的事，哪些完全可以交由社會承擔的事，并無清晰的邊界，社會成長空間模糊。
二是社會參與不夠，公民意識有待進一步培育。公民意識是建立現代社會組織體系、實現居民自治的重要前提。當前，社會公眾習慣于有事找政府，公民意識缺乏，對社會組織往往產生陌生、不信任的心態，社會參與處于被動的狀態，利益表達渠道、民主協商渠道比較狹窄。社區管理機構和社區成員在社區參與中的地位不平等, 多數參與事項都是由社區管理機構組織的, 社區成員參與率低。如果只有個人利益訴求而缺乏責任和權利意識，只會導致利益表達行為失范，而公共事務則乏人問津。
三是基層自治體制機制不完善。把社區和社會組織培育成為政府與“社會人”之間的重要紐帶，是創新社會治理急需面對的問題。目前，社區和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綜合功能仍顯薄弱，還有較強的行政化色彩，自我發展能力不足。一些已建立的社區平臺，缺乏居民自治機制。很多自上而下建立的社區社會組織有較強的官方性質。部分社區社會組織過多依賴于政府，法人治理結構缺失或流于形式，自律機制、自我監管和評估機制欠缺，承擔公共服務和利益表達能力弱，活力沒有得到實質性地釋放。
四是基層法治治理落后。以法律法規為依據的管理體制機制是實現基層多元治理的制度保障。目前，部分地區在基層社會治理中仍然出現行政命令超越法律法規、執法隨意化、制度設計與法治精神背離等現象。從社會組織的法律保障制度方面來看，存在法律涵蓋面不夠、操作性不強等問題。如社會組織立法仍沒有與《憲法》相銜接的社會組織基本法。現行的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等3個登記管理條例都是程序法，對社會組織的職責、權利等各方面的規定不夠具體明確，等等。
五是治理人才缺失。基層群眾文化素養不高，政治參與熱情不足，存在“不愿干基層治理”的心理，造成基層治理缺乏治理人才。在政策吸引下，部分鄉土人才愿意回鄉，但政治素質的配套培養沒有跟上，對于鄉土人才和基層干部的教育培訓缺乏長效化、制度化機制，在考核的過程中上升渠道有限，還要疲憊應對各項檢查，造成優秀鄉村管理人才的流失。
六是部分干部作風不正，傷害群眾感情。部分基層干部存在守攤子、混日子的思想，不求上進、墨守成規，缺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在某些地方還存在吃拿卡要的微腐敗現象，造成群眾不滿。
【挑戰】
一是不同利益群體間的沖突日趨集聚和尖銳化，對建立互惠、互信的社會整合機制形成新的挑戰。隨著市場化和城鎮化步伐的不斷加快，勞資糾紛、新老居民的社會生活糾紛、弱勢社會群體的權益糾紛等群體利益矛盾和沖突不斷發生，已成為社會轉型期必須認真應對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建立和完善社會整合機制，發揮多元社會主體在群體利益協調和矛盾化解中的作用，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提高社會治理能力的迫切要求。
二是社會的組織形式多樣化與公民權益意識的不斷增強，對建立民主、合作的社會參與機制形成新的挑戰。隨著傳統社會的街居和單位組織功能的消弱，市場機制主導地位的形成和公民社會的培育，社會的組織形式呈現多樣化，公民權益意識不斷增長，對建立民主、合作的社會參與機制帶來了新挑戰，迫切需要致力于構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格局，實現政府、社會組織、基層自治組織、公眾等不同主體之間新型合作機制，形成相互信任、互利共贏、合力作用的社會治理新局面。
三是公共服務需求的快速增長，對建立多層次、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提出了新的挑戰。人口老齡化已進入加速發展期并向高齡化快速發展，同時外來低齡人口占比也迅速提高，許多地區的外來人口超過了本地戶籍人口。“一高一低”為階段性特征的人口結構變化對建立多層次、可持續的養老、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帶來了新的挑戰，要求我們必須徹底改變傳統的管控型思維模式，深化改革當前的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充分發揮社會行動主體承接公共服務的功能，推動多元主體協同參與。
四是“風險共生”現象的不斷出現，對建立多元協作的公共危機應對機制形成新的挑戰。在現代化進程中，導致風險的各種人為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制度缺失和不完善使一些人群面臨貧困、失業、生活水平下降，上學難、看病難、養老難等不可預期的風險。風險正從個體風險逐漸向系統性社會風險擴展，增加了公共危機的多樣性和復雜性。而傳統的社會管理思維和方式在應對這類“風險共生”性的公共危機時往往處于“低效”和“失靈”狀態。建立一個多元協作、良性互動的公共危機治理體系勢在必行。
【重要關系】
一是處理好上與下的關系。基層社會治理頭緒眾多，牽涉面廣、任務繁重、難度加大。由于當前客觀存在的條塊機制不順，造成基層“責任無限，權力有限”。因此，在基層社會治理創新過程中需實行綜合治理，頂層設計時不僅要考慮設立黨政統一領導的治理機制，同時要對鄉鎮(街道)的權責關系進一步規范理順，從而在縣(區)級層面的統一領導下，調動各方力量，從經費、組織、機制上給予保障，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矛盾糾紛排查化解工作“唱獨角戲”的現象。
二是處理好熱與冷的關系。由于體制慣性，導致政府在處理問題解決矛盾時基本還是以大包大攬為主，治理方式較為單一被動，更多依賴行政命令和國家強制力，造成疲于應付和解決具體問題，缺乏源頭性、長效化的社會治理機制和措施。尤其是社會組織和人民群眾也習慣于接受政府包辦公共事務，不習慣作為治理主體主動參與處理公共事務，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局面還未形成，協調好“熱”與“冷”的關系要多下功夫。
三是處理好急與緩的關系。社會治理“要像繡花一樣精細”，因為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需要穩扎穩打、步步為營、有序推進。目前，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諸如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等，健全智慧服務管理體系，對“民情、民意、民難”，進行及時匯總、分類、篩選和研究，把每一項工作做精做細;按照社會治理科學化、精細化、智能化的要求，在政策執行、矛盾處理上要防止“畢其功于一役”的模式。
四是處理好近與遠的關系。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既需要明確近期任務，又需要制定長期目標，并使兩者緊密銜接。基層的近期任務主要在于夯實平安建設的基層基礎，破解信息壁壘和管理真空。長期目標主要在于不斷強化政府的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完成近期任務需進一步健全組織，整合力量，強化保障，理順體制，完善機制，提高效能，最大限度地拓展綜合治理和平安建設工作覆蓋面，把“中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傾、工作下延”的措施落到實處，不斷提高社會治理和平安建設科學化水平，維護基層社會和諧穩定。
五是處理好法與德的關系。要不斷增強廣大干部的法治觀念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作為基層社會治理的基本方式，建立健全法治工作機制，以法治精神引領社會治理、以法治思維謀劃社會治理、以法治方式破解社會治理難題，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同時，任何一種治理模式的生成，都不能脫離地域鄉俗、傳統文化、歷史條件和群眾心理特征的土壤，必須借助傳統文化的力量，要強化道德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
【對策措施】
一是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把組織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引領功能，建立健全強化村黨組織政治領導的制度機制，引領基層黨員干部群眾增強黨的意識、紀律意識、責任意識。持續用力整頓軟弱渙散農村基層黨組織，加強農村黨員隊伍先進性建設，規范黨內教育和組織生活，切實增強黨組織的儀式感和神圣感。把分散、孤立的群眾和社會自治組織聯系整合起來，共同致力于把基層重建為“團結的基層”，共同致力于政黨理念回歸“人民政治”，不斷把組織優勢轉化為農村治理優勢。
二是加強基層“領頭雁”培養，把人才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開展新型職業農民培訓及村民素質提升培訓行動，加快后備人才培養，帶動農民群眾實用技能提升。選優配強基層黨組織帶頭人，持續開展村(社區)干部能力素質和學歷水平提升行動，進一步提高抓黨建促脫貧攻堅、促鄉村振興質量。
三是加強部門聯動配合，把協同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簡化考察調研程序，盡可能減少工作匯報會、座談會，盡量采取現場走訪、口頭匯報等簡便形式。同時要建立科學的問責機制，形成問責、容錯糾錯和澄清有效協同的機制，鼓勵多元化的容錯糾錯機制。對因政策不明晰等導致的責任，應該劃定容錯空間，給予糾錯的機會。
四是加強干部作風建設，把干部優勢轉化為治理優勢。針對年輕干部“不愿為”“不會為”“不敢為”的，要加強傳幫帶力度和教育培訓力度，建立領導和普通職工交心談心機制，真正激發年輕干部工作的熱情和活力;針對遭遇“天花板”的干部，要在其思想上加強教育、行為上細化監督，更要完善干部約束激勵機制，落實職務職級并行制度，讓干部們物質上不為難，精神上有尊嚴。保持其工作熱情;針對部分得過且過，“等養老”的干部，要健全干部考評制度，合理設置正面考評指標和負面考評指標，把考評結果和職級升降聯系起來。引導“無為者”想為，鼓勵“想為者”有為。
【重要切入點】
1.自治 法治 德治相結合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是首次在黨的重要報告中將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應用到鄉村治理體系之中，同時也適用于中國基層社會治理模式。關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概念，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中專門提出，充分發揮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居民公約在城鄉社區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弘揚公序良俗，促進法治、德治、自治有機融合。從三治有機融合到三治相結合，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進入新時代。
2.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格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的要求,指出“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共建共治共享，三者之間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共建要以制度建設為基礎，共治要以體制創新為關鍵，共享則要以公平正義為保障。只有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才能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
3.提升基層工作人員素養
基層干部是聯系政府和群眾的“紐帶”和“橋梁”，其能力素質、工作作風直接決定了干群的親疏關系、政府政策的貫徹落實、社會的和諧穩定，更直接影響到千千萬萬農牧區群眾的幸福生活。因此，每位基層干部要全面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質，樹立優良的工作作風，做好基層群眾致富奔小康的“領頭雁”。
【文章素材】
【精彩標題】
1.創新基層治理方法 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2.推動基層治理 人才是關鍵
3.創新社會治理 夯實平安之基
【精彩開頭】
示例一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推進社會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內在要求。社會治理的重心在基層。長期以來，一些地方的基層社會治理主要以維護社會穩定為著力點，對行政手段的依賴比較多，基層社會治理的綜合成本也比較高。新時代，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需要轉變基層社會治理理念，完善基層社會治理格局，寓治理于服務之中，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激發社會活力，實現社會治理與經濟發展、民生改善良性互動。
示例二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基層治理，不僅影響著黨和國家宏觀政策目標的實現，而且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因此，我們必須要加快提升基層治理水平，努力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做好人民群眾關心的事、多做人民群眾滿意的事，讓人民群眾能夠享幸福、得實惠。
【精彩結尾】
示例一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創新，是大變革時代基層治理方式與時俱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們要切實增強城市基層黨建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不斷完善黨領導下的基層治理格局，努力探索出更多具有時代特色、適應地區差異、滿足人民需求的創新基層治理方式，扎實提高治理成效，讓人民群眾享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示例二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是基層治理的工作目標，更是檢驗基層治理成效的“試金石”。我們要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體制機制創新，糾治沉疴痼疾、推動向前發展，為社會的和諧穩定、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作出新貢獻。
